古今圈层排斥现象研究—从古代世家寒门到现代精英底层
摘要:圈层排斥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,其核心表现为优势群体通过构建封闭性圈层,维持自身特权与圈层“纯洁性”,进而排挤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。古代世家与寒门的对立,与现代社会所谓“精英阶层”对底层群体的排斥,虽处于不同历史语境、呈现不同表现形式,却遵循着相似的内在逻辑。本文以古今圈层排斥现象为研究对象,剖析其本质与圈层思想的核心内涵,探究现象产生的历史、经济、社会与文化根源,揭示其对个体发展、社会公平及文明进步的深层危害,厘清“资源优势”与“实干力”的核心边界——此处“实干力”特指解决困境、推动事物发展进步的核心内核,区别于人脉、宗族、学历标签等非核心资源。本文旨在为理解社会阶层关系、破解圈层固化提供理论参考,同时在研究结尾明确现有局限与后续思考方向,为相关领域后续研究奠定基础。
关键词:圈层排斥;世家寒门;精英阶层;实干力;社会危害
一、引言
自人类社会出现阶层分化以来,圈层排斥便随之产生。古代社会中,世家大族凭借血缘、权力与财富形成封闭圈层,垄断资源、排斥寒门子弟,形成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的固化格局;现代社会中,所谓“精英阶层”依托教育、财富、人脉等资本,构建起无形的圈层壁垒,以维持圈层“纯洁性”为名,挤压底层群体的发展空间。这两种现象跨越千年,看似无关,实则有着共同的本质与内在逻辑——都是优势群体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,通过圈层封闭实现特权的代际传承,进而形成阶层固化。
圈层排斥不仅是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平等,更是社会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,其长期存在会侵蚀社会公平、消解社会活力、加剧社会矛盾。因此,梳理古今圈层排斥现象,剖析其核心要素、产生根源与深层危害,厘清“资源与实干力”的边界,对于认清社会阶层问题、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,也能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框架。
二、古今圈层排斥的核心表现:从世家寒门到现代精英底层
2.1 古代世家与寒门的圈层对立
古代中国的圈层排斥,最典型的表现为世家大族与寒门子弟的对立,这种对立贯穿了从东汉到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,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圈层封闭机制。东汉时期,察举制被世家大族异化,“门生故吏”体系逐渐形成,寒门子弟要想入仕,必须依附于世家高官,否则难以获得晋升机会,袁氏家族“四世三公”的现象,便是世家垄断权力的典型例证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九品中正制进一步强化了圈层壁垒,负责品评人才的“中正官”多出自士族,他们将自家子弟评为上品,寒门才俊则被列为下品,形成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的固化局面。
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等士族通过婚姻联盟、文化垄断,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圈层特权,甚至拒绝与皇室通婚,彰显圈层的排他性。其中,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期达到鼎盛,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的谚语便直观体现其圈层特权——王氏子弟世代担任高官,垄断朝政核心,寒门子弟即便才华出众、具备较强实干力,也难以进入权力中枢。东晋名将陶侃出身寒门,虽战功赫赫、兼具军事与治理实干力,却因出身被士族排挤,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圈层,最终抑郁而终,这正是古代世家圈层排斥寒门的典型缩影。
唐宋以后,科举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权力的绝对垄断,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定的向上流动通道,但圈层排斥并未消失,反而呈现出更隐蔽的形态。唐朝“五姓七家”(即崔、卢、李、郑、王五大姓氏,七家为具体分支)通过垄断教育资源、经营考官人脉、缔结婚姻联盟,依然占据科举优势,即便皇室也难以撼动其地位;唐太宗曾试图通过联姻打破“五姓七家”的圈层封闭,却被崔、卢等家族拒绝,可见其圈层排他性之强。宋代出现“科举世家”,吕蒙正家族三代出四位宰相,通过将科举经验转化为家族资本,维持圈层优势;明清时期,南方士绅垄断科举名额、汉阳叶氏连续七代出进士等现象,本质上仍是世家圈层对寒门的隐性排斥。
明代宋濂出身寒门,自幼家贫借书苦读,虽凭借才华与实干力考入仕途、官至翰林学士,却因缺乏世家圈层人脉,始终被朝中世家子弟排挤,晚年甚至遭贬谪流放,其遭遇正是寒门子弟被圈层排斥的真实写照。综上,古代世家圈层的排斥,核心是通过血缘传承、权力垄断、文化壁垒,将寒门子弟排除在资源分配体系之外,维持圈层的“纯洁性”与特权地位,形成“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”的阶层固化格局,本质是用血缘门第这种非实干力维度,替代了对个体实干力的考量。
2.2 现代“精英阶层”对底层的圈层排斥
现代社会的圈层排斥,以所谓“精英阶层”为核心,其表现形式更为隐蔽、多元,且需明确界定核心边界:精英阶层凭借自身经济实力积累的资源、获得的领先优势,本身并非排斥;真正的圈层排斥,特指在不公平情形下,优势群体以非实干力的维度设置壁垒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脉、宗族、教育标签等资源本身也是一种实力,但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,这类资源若未与实干力匹配,只是单纯的资源堆叠,无法真正推动事物发展,而圈层排斥的核心,正是用这类非实干力的资源维度,替代了对实干力的考量。此处的实干力,即解决困境、促进事物发展进步的核心内核,是个体凭借自身努力获得的、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、创造价值的核心能力。
现代“精英阶层”主要由高收入群体、企业高管、高端知识分子等构成,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可获得更优质的发展条件,这是市场规律下的正常领先,但当这种领先延伸到“非实干力维度”——如上一辈传承的人脉资源、姓氏宗族带来的便利,便构成了不公平的圈层排斥。这类资源与个体实干力无关,却能让精英子弟轻松获得底层群体难以企及的机会,本质是用外在资源差距替代实干力评判,剥夺底层群体的公平竞争权。
首先,上一辈人脉资源的代际传承,成为底层群体难以跨越的鸿沟。精英阶层的上一辈积累了广泛的行业人脉、政企资源,通过家族引荐、熟人介绍,让子女无需凭借自身实干力,就能获得优质就业岗位、项目资源,而底层群体即便具备同等甚至更优的实操能力、实干力,也因缺乏这类人脉资源,被排除在机会之外。例如,许多家族企业、高端行业中,精英子弟凭借父辈的人脉,无需参与公平竞争,就能进入核心岗位;而底层出身的从业者,即便实干力突出,也因没有对应的人脉支撑,难以获得晋升或发展机会,这便是人脉资源带来的不公平排斥。
其次,姓氏宗族资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,这类资源与个体实干力毫无关联,却能成为精英圈层排斥底层的重要工具。在我国部分地区,宗族势力依然存在,精英阶层依托自身的宗族资源,构建起封闭的利益圈层:同宗族的精英群体相互扶持、资源共享,优先为宗族内子弟提供就业、发展机会,而底层群体即便实干力出众,也因不属于该宗族、没有对应的姓氏背书,被排斥在外。这种排斥并非源于实干力差距,而是源于宗族血缘、姓氏关联的非实干力维度,本质上与“唯学历排斥”一脉相承,都是用外在标签替代实干力评判,构成不公平的圈层壁垒。
姓氏宗族资源带来的排斥,在基层社会、传统行业中更为突出。潮汕地区宗族文化底蕴深厚,许多本土龙头民营企业均以宗族为核心构建管理体系,核心管理层(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等关键岗位)几乎全部由企业创始人所在宗族的成员担任,且优先任用同姓氏宗亲。现实中,确有底层从业者因不属于核心宗族、无对应姓氏背书,即便实干力突出也难以获得晋升机会;而部分宗族内子弟,即便缺乏相关实干力,也能凭借宗族关系获得较好发展,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圈层排斥,与个体实干力无关(注:此处基于普遍社会现象分析,不特指某一具体企业,避免侵权)。
此外,现代精英圈层的不公平排斥,还体现在人脉、宗族资源与教育标签的叠加,进一步挤压底层群体的发展空间。精英阶层的子女,既拥有父辈人脉、宗族资源的支撑,又能凭借经济实力获得优质教育经历,形成“双重优势”;而底层群体,既没有上一辈人脉、宗族资源的加持,也难以获得同等优质的教育资源,即便自身实干力出众,也会被“人脉+学历”的双重非实干力标签排斥。这种排斥的核心危害,不在于资源差距本身,而在于这类差距与个体实干力脱节——上一辈的人脉、姓氏宗族资源,是与生俱来或代际传承的,并非个体努力所得的实干力,用这类非实干力资源设置圈层壁垒,本质上是剥夺底层群体凭借自身实干力公平竞争的权利,与古代世家凭借门第血缘排斥寒门的逻辑一脉相承,只是表现形式更为多元、隐蔽。
三、圈层排斥的本质与圈层思想核心
3.1 圈层排斥的本质
结合前文对古今圈层排斥表现的分析,可明确界定圈层排斥的核心边界:精英阶层凭借经济实力获得的资源领先,本身并非排斥;真正的圈层排斥,本质是优势群体利用自身资源优势,构建不公平的筛选体系,以非实干力的维度(如学历、教育经历标签,以及上一辈人脉资源、姓氏宗族资源等)设置圈层壁垒,剥夺底层群体凭借实干力公平竞争、向上流动的权利,进而维护自身既得利益、实现特权代际传承的利益博弈。
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脉、宗族、教育标签等资源本身也是一种实力,但这类实力并非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—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,真正能解决困境、推动进步的,是个体的实干力,而非单纯的资源堆叠。圈层排斥的核心症结,正是优势群体用这类非实干力的资源维度,替代了对实干力的考量,导致资源分配与实际需求脱节,最终阻碍社会正常发展。
从本质上看,圈层排斥是人类社会中“利己性”与“排他性”的集中体现,优势群体为了防止自身特权被稀释,通过设置圈层壁垒,将底层群体排除在资源分配体系之外,本质上是对社会公平的侵蚀,是阻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。正如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所揭示的,精英圈层实现了经济资本、文化资本、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的高度集中与自由互换,这种转换能力构成了圈层壁垒,使得圈外者难以企及,其本质是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垄断设置流动障碍,而这种垄断的核心,正是用非实干力资源替代了实干力的价值评判。
3.2 圈层思想的核心内涵
圈层思想是支撑圈层排斥现象的核心观念,其核心内涵是“圈层本位”与“等级差异”,贯穿古今,呈现出相似的价值取向,具体可分为三个层面,且均围绕“非实干力资源优于实干力”的错误导向展开:
其一,圈层优越感。优势群体将自身所处的圈层视为“优质圈层”,将圈层内的个体视为“优秀者”,将底层群体视为“劣质者”,形成强烈的身份优越感。古代世家大族认为自身“血统高贵”,寒门子弟“出身卑微”,天生不具备参与权力、资源分配的资格;现代精英阶层则将自身的教育背景、财富积累、生活方式,以及父辈人脉、宗族背书视为“优越感的来源”,忽视个体实干力,认为底层群体“能力不足”“格局有限”,不配进入自身的圈层。这种优越感成为圈层排斥的心理基础,也是精英阶层实施“象征暴力”的重要体现——通过将自身的价值观塑造为“高级标准”,让底层群体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认同自身的从属地位。
其二,圈层封闭性思想。优势群体普遍认为,只有维持圈层的“纯洁性”,才能保证圈层的特权与利益不被稀释,因此极力排斥圈外者的进入,强调圈层内部的“同质性”。古代世家大族通过血缘联姻、门第筛选,保证圈层的“纯粹性”,禁止与寒门子弟通婚、合作;现代精英圈层则通过人脉筛选、宗族关联、价值认同、生活方式区分,拒绝底层群体的融入,甚至通过“隐性规则”挤压底层群体的发展空间。这种封闭性思想是圈层壁垒形成的核心动力,也是葛兰西“文化霸权”理论在圈层关系中的具体体现——优势群体通过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,巩固圈层的封闭性,进一步强化“非实干力资源至上”的错误导向。
其三,特权传承思想。圈层思想的核心目标,是实现优势地位与特权的代际传承,确保自身的后代能够持续享受圈层带来的资源与便利。古代世家大族通过“世袭制”“门荫制”,将权力、财富、地位传递给后代,确保家族圈层的长期延续;现代精英阶层则通过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、积累人脉资源、传承财富资本、依托宗族势力,让后代能够顺利进入精英圈层,延续自身的优势地位,而这种传承,往往传递的是资源与特权,而非实干力。这种特权传承思想,进一步强化了圈层排斥与阶层固化,形成“代际传递”的恶性循环,与古代世家的“家族传承”逻辑高度一致。
四、圈层排斥现象产生的古今共性原因
圈层排斥现象之所以能够贯穿古今,成为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,并非偶然,而是由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个体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这些因素相互关联、相互影响,共同催生并强化了圈层排斥,且古今圈层排斥的产生,有着诸多共性原因,具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:
4.1 经济根源:资源稀缺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
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,核心资源(权力、财富、教育、人脉、宗族资源等)始终处于“稀缺状态”,优势群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必然会通过构建圈层,垄断稀缺资源,排斥底层群体的竞争。古代社会中,土地、权力是核心稀缺资源,世家大族通过垄断土地、把持朝政,将资源集中在自身手中,排斥寒门子弟参与资源分配,以维护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;现代社会中,优质教育、核心就业机会、高端人脉、宗族资源是稀缺资源,精英阶层的核心排斥,并非源于经济实力带来的领先,而是利用这种领先,将上一辈人脉、姓氏宗族等非实干力资源设为筛选门槛,排斥那些具备实干力但缺乏这类资源的底层群体,垄断稀缺资源,确保自身及后代能够持续获得高额收益,防止底层群体通过实干力竞争稀释自身的利益与特权。
从经济逻辑来看,圈层排斥是优势群体“利己性”的必然结果——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,只有通过排斥他人,才能确保自身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利益,这种利益最大化的驱动,是圈层排斥现象产生的核心经济根源。根据瑞士信贷《2023全球财富报告》数据显示,全球前1%的富豪持有45%的财富,资本的过度集中必然催生圈层排斥,以维护既得利益,而这种排斥的核心,正是用非实干力资源垄断替代了实干力的公平竞争。
4.2 社会根源: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机制的缺失
圈层排斥的产生,离不开阶层分化的土壤,而社会流动机制的缺失,则进一步强化了圈层排斥。古代社会中,阶层分化呈现出“固定化”特征,世家与寒门的界限清晰,缺乏有效的社会流动渠道——寒门子弟即便才华出众、具备较强实干力,也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进入上层圈层,只能依附于世家大族,这种流动机制的缺失,使得世家圈层能够长期维持封闭性,排斥寒门子弟;现代社会中,虽然社会流动渠道有所拓宽,但依然存在诸多障碍,教育资源分配不均、人脉资源垄断、宗族势力干预、户籍限制、数字鸿沟等,导致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,精英圈层则通过这些障碍,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,形成“阶层固化”,进而强化圈层排斥。
此外,社会对“圈层身份”的认同,也进一步推动了圈层排斥的产生——无论是古代社会对“门第”的推崇,还是现代社会对“精英身份”“宗族身份”的追捧,都使得优势群体更加注重圈层边界,将圈层身份与实干力划等号,底层群体则因缺乏圈层身份认同,难以融入优势圈层,进而被排斥在外。例如,现代社会中,“小镇做题家”与城市精英家庭子女在综合素质、眼界见识上的差距,本质上是社会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圈层差异,这种差异被错误解读为实干力的差距,进一步加剧了排斥现象。
4.3 文化根源:等级观念与圈层文化的固化
文化观念的固化,是圈层排斥现象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。古代社会中,“等级观念”深入人心,“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”的等级秩序,以及“门第观念”“血统观念”,使得世家大族与寒门子弟之间形成了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——世家大族认为自身“血统高贵”,寒门子弟“出身卑微”,这种等级观念成为圈层排斥的文化基础,将血缘门第这种非实干力资源,视为衡量个体价值的核心标准;现代社会中,虽然等级观念有所弱化,但“精英文化”与“底层文化”的差异依然存在,精英圈层将自身的价值观念、生活方式、审美偏好,以及“唯人脉、唯宗族、唯学历”的评判标准视为“主流文化”,将底层文化视为“低俗文化”,通过文化排斥,强化圈层边界,底层群体即便获得一定的财富积累、具备较强实干力,也难以融入精英圈层,因为他们缺乏精英圈层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,这种文化差异本质上是圈层文化固化的结果,与古代世家的“文化垄断”逻辑一致。
同时,圈层文化的自我强化,进一步推动了圈层排斥的延续——优势群体通过圈层内部的社交、教育、传承,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化观念与身份认同,形成“圈层文化闭环”,持续传递“非实干力资源至上”的错误导向,底层群体被排除在这个闭环之外,难以获得圈层文化的熏陶,进而被持续排斥。布迪厄所说的“文化资本”代际传递,正是这种文化固化的具体体现,精英家庭的文化优势,成为底层群体难以跨越的圈层壁垒,也进一步弱化了实干力的价值。
4.4 个体根源:自我保护与群体认同的需求
从个体层面来看,圈层排斥的产生,源于优势群体的自我保护需求与群体认同需求。优势群体通过构建圈层,将自身与底层群体区分开来,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——通过圈层封闭,防止自身的特权、资源被底层群体稀释,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;同时,圈层能够为优势群体提供强烈的群体认同,圈层内的个体有着相似的身份、利益与价值观念(如古代的门第认同、现代的人脉与宗族认同),通过圈层社交,能够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,这种群体认同需求,进一步推动了优势群体强化圈层边界,排斥圈外者。
古代世家大族通过“家族共同体”的构建,获得群体认同与自我保护,排斥寒门子弟的进入;现代精英阶层则通过私人俱乐部、校友会、宗族组织等圈层组织,获得群体认同,同时通过排斥底层群体,维护自身的身份与利益,这种个体层面的需求,是圈层排斥现象产生的重要个体根源,也是福柯“规训权力”在个体层面的体现——优势群体通过圈层构建,实现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与身份的强化,同时规训底层群体的认知与行为,让底层群体默认“非实干力资源优于实干力”的错误逻辑。
五、圈层排斥现象的古今共性社会危害
圈层排斥作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,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,都会对个体发展、社会公平、社会稳定乃至文明进步产生深远的危害,其古今共性危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,且所有危害的核心,均源于“非实干力资源替代实干力”的价值错位,导致资源分配失衡、社会发展受阻:
5.1 压抑个体发展,浪费社会人才
圈层排斥(特指不公平情形下的排斥)的核心危害,是挤压底层群体凭借实干力向上流动的空间,压抑个体的潜能,进而浪费社会人才。古代社会中,大量寒门子弟虽然才华出众、具备较强实干力,但由于被世家圈层的门第血缘排斥,难以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,只能屈居底层,甚至被埋没;例如,东汉末年,寒门英才曹操年轻时仅能担任洛阳北部尉这样的微职,大量寒门才俊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,导致人才浪费;南朝文学家鲍照出身寒门,才华横溢、具备出众的文学才华与治理实干力,却因门第限制,始终未能获得朝廷重用,其《拟行路难》中“泻水置平地,各自东西南北流。人生亦有命,安能行叹复坐愁”的诗句,正是寒门子弟被圈层排斥、壮志难酬的真实写照。
现代社会中,底层群体即便具备过硬的实干力,也可能因缺乏上一辈人脉资源、姓氏宗族背书,被不公平地排斥在优质就业、发展机会之外,进而导致人才浪费——许多底层出身的从业者,实操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实干力远超精英子弟,却因没有父辈人脉引荐、不属于特定宗族,被排除在核心岗位之外;部分基层技术工人,手艺精湛、经验丰富,具备解决实际生产难题的实干力,却因缺乏人脉资源,难以进入高端行业、获得更好的发展平台,只能局限于底层岗位,其才华与能力无法转化为发展机会,这便是人脉、宗族资源带来的不公平排斥导致的人才浪费。据公开数据显示,中国农村学生进入“双一流”高校的比例不足15%,而城市中产家庭子女占比超过60%,大量底层优秀子弟因教育资源匮乏、圈层排斥,难以进入高端领域发展,这种人才压抑不仅是个体的损失,更是社会的损失——社会失去了大量可挖掘的人才,难以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,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。
5.2 侵蚀社会公平,加剧阶层对立
圈层排斥(特指不公平情形下的排斥)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机制,其长期存在会严重侵蚀社会公平,加剧阶层对立。古代社会中,世家圈层垄断资源,寒门子弟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,导致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对立,这种对立最终会引发社会矛盾,甚至导致社会动荡——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、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,都与世家圈层的排斥、阶层对立加剧密切相关,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:“东汉之亡,实亡于门阀政治”;唐末黄巢起义的爆发,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底层农民被世家、官僚圈层严重压迫,失去生存空间,最终揭竿而起,起义军所到之处,严厉打击世家大族,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圈层垄断。
现代社会中,精英阶层以上一辈人脉、姓氏宗族等非实干力资源替代实干力评判的不公平排斥,会导致底层群体即便努力提升自身实干力,也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,进而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与挫败感,加剧阶层对立。全球基尼系数均值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0.63上升至0.71,财富向上层阶级集中的趋势显著,而这种差距背后,更隐蔽的危害是“实干力与机会的脱节”——底层群体的实干力无法转化为发展机会,精英子弟的非实干力资源却能替代实干力获得特权,这种不公平的排斥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,欧美蓝领阶层对精英政治的不满推动特朗普当选、英国脱欧等事件,正是阶层对立加剧的具体体现,若不加以缓解,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。
5.3 固化社会结构,消解社会活力
圈层排斥(特指不公平情形下的排斥)会导致阶层固化,使得社会结构失去弹性,进而消解社会活力。古代社会中,世家圈层的封闭性,使得阶层流动几乎停滞,社会结构固定化,世家子弟即便平庸、缺乏实干力,也能凭借圈层特权获得优质资源,而寒门子弟即便才华出众、具备较强实干力,也难以突破圈层壁垒,这种固化使得社会失去了竞争活力,进而导致社会发展停滞——魏晋南北朝时期,士族圈层的封闭与腐朽,导致社会活力丧失,国家发展陷入停滞,侯景之乱中,“肤脆骨柔”的士族子弟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,正是圈层固化导致精英群体丧失实干力、丧失活力的典型表现;南朝士族子弟自幼养尊处优,不事生产、不习武艺,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力,即便面临战乱,也只能坐以待毙,最终被底层出身的武将阶层取代,这正是圈层固化带来的恶果。
现代社会中,精英阶层以上一辈人脉、姓氏宗族等非实干力资源设置的不公平排斥,导致阶层固化进一步加剧:底层群体即便具备较强实干力,也难以突破人脉、宗族的圈层壁垒,“穷忙族”即便努力提升自身实干力,也因缺乏对应的非实干力资源背书,难以积累向上跃迁的资本;而精英子弟则凭借父辈人脉、宗族资源,即便实力平平、缺乏实干力,也能获得优质发展机会。这种固化会导致社会竞争失去公平性,个体的奋斗失去意义,进而消解社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动力——当“人脉、宗族标签”比“实干力”更重要,底层群体的奋斗便会失去方向,社会也会失去大量可挖掘的人才活力,日本“失去的三十年”中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下降,正是阶层固化、社会活力消解的重要后果。
5.4 扭曲价值观念,阻碍文明进步
圈层排斥(特指不公平情形下的排斥)会扭曲社会价值观念,将“上一辈人脉、姓氏宗族、教育标签”等非实干力资源,视为衡量个体价值的核心标准,而非个体的实干力与贡献,这种价值观念的扭曲,会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。古代社会中,“门第观念”盛行,人们普遍认为“出身决定一切”,寒门子弟即便努力,也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,这种价值观念扭曲了个体的奋斗意识,导致社会风气僵化,阻碍了文明的进步;现代社会中,“唯人脉、唯宗族、唯学历”的观念盛行,精英圈层将父辈人脉、宗族背书、名校标签视为“能力的象征”,忽视个体的实干力与贡献,甚至否定底层群体的努力与才华。
这种价值观念的扭曲,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——人们不再重视自身实干力的提升,转而追求人脉钻营、宗族依附、学历镀金,忽视实操能力、创新能力、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;底层群体则因缺乏这类非实干力资源,即便付出再多努力、具备较强实干力,也难以获得认可,进而丧失奋斗的动力,最终导致社会创新能力弱化、文明发展受阻。此外,圈层排斥会导致文化封闭,优势圈层依托人脉、宗族资源形成的文化共识,被视为“主流文化”,底层文化被忽视、被排斥,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,而文化多样性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,这种文化封闭会进一步阻碍文明的发展。
六、结论
古今圈层排斥现象,虽处于不同的历史语境、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,却有着共同的本质、圈层思想、产生原因与社会危害。其本质是优势群体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,通过构建封闭性圈层,以非实干力的维度设置壁垒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脉、宗族、教育标签等资源本身也是一种实力,但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,这类资源若未与实干力匹配,只是单纯的资源堆叠,无法真正解决困境、推动事物发展,而圈层排斥的核心,正是用这类非实干力的资源维度,替代了对实干力的考量(古代为门第血缘,现代为学历、教育经历标签,以及上一辈人脉资源、姓氏宗族资源等),实现特权代际传承、挤压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空间的利益博弈;其圈层思想的核心是圈层优越感、封闭性与特权传承思想;其产生是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个体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;其危害则体现在压抑个体发展、浪费社会人才、侵蚀社会公平、固化社会结构、扭曲价值观念,阻碍社会与文明的进步。
需明确的是,现代社会中,精英阶层凭借经济实力获得的资源领先本身并非排斥,真正的排斥,是在不公平情形下,以上一辈人脉、姓氏宗族、学历标签等非实干力维度设置壁垒,剥夺底层群体凭借实干力公平竞争的权利。古代世家与寒门的圈层对立,最终导致了社会动荡与王朝更替;现代社会精英与底层的不公平圈层排斥,若不加以缓解,也会加剧社会矛盾、消解社会活力。因此,破解圈层排斥、打破阶层固化,核心是摒弃“唯学历、唯人脉、唯宗族”的不公平筛选标准,回归“以实干力为核心”的竞争原则,完善社会流动机制——让底层群体即便缺乏上一辈人脉、宗族资源、名校标签,也能凭借自身实干力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;同时促进资源公平分配、摒弃等级观念与圈层思想、培育公平正义的社会文化,打击宗族势力滥用、规范人脉资源使用,让每个个体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与努力,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,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,推动社会向更公平、更具活力、更文明的方向发展。
### 研究局限
本文对古今圈层排斥现象的研究,仍存在一定的局限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其一,研究视角较为宏观,聚焦于古今圈层排斥的共性特征,对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区域圈层排斥的差异性分析不足,如古代不同朝代(东汉、魏晋、唐宋)圈层排斥的具体表现差异、现代不同地区(城市与农村、东部与西部)圈层排斥的地域特征,未能进行深入探讨;其二,研究方法以文献分析、案例分析为主,缺乏量化研究支撑,对圈层排斥的影响程度、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具体障碍等,未能通过数据量化呈现,论证的精准度有待提升;其三,对圈层排斥的破解路径探讨较为宏观,结合具体行业、具体场景的可操作化建议不足,未能针对不同领域(教育、就业、企业管理)的圈层排斥现象,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。
### 后续思考方向
基于本文的研究基础与现有局限,后续可从三个方向进一步深入研究:第一,聚焦圈层排斥的差异性研究,结合不同历史朝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行业的具体场景,剖析圈层排斥的个性化表现、产生原因与危害,丰富圈层排斥研究的维度;第二,引入量化研究方法,通过问卷调查、数据统计等方式,量化分析圈层排斥的影响因素、影响程度,以及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障碍,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;第三,深化圈层排斥破解路径的研究,结合具体行业场景(如教育公平、企业招聘、基层治理),提出可操作、可落地的解决策略,同时探讨如何平衡“资源优势”与“实干力”的关系,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实干力的充分发挥,为破解阶层固化、推动社会公平提供更具实践价值的参考。
### 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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